登陆了N次，终于攀上了MSN这个高枝。如果MSN你是个洋美女，那你可真会装纯，需要这样折腾我这个对你曾备有好感的MAN吗？也许中国的空间美女不如你丰满，色诱，挑情，但中式美人苗条，善解人意，温柔可人，拥抱她就像抱一缕棉花那样暖人。言归正传，今天写点啥呢。我想写文学，可是肠枯腹空，无有激情；我想写政治，可我不敢下笔；我想写历史，可我生怕误说先人；我想写哲学，可我还没长出哲学家的脑袋。今天是12月1号，是一个月的开始，而12月又是一年的结尾，是开始又是结束。对于博客而言，博不来客人的欢心，何谈诚心诚意。也许我的智性可能比感性来得好一点，所以尤其想表达一些幽深的思维，比如政治，比如哲学，比如历史，而不是此时之前的“比如女人”（皮皮的这本小说其实不如电视剧改编的好）。

     还是转贴一篇张贤亮的政论或是史论吧（这是他在QQ空间上的首篇文章）。其主题是讨论国人的素质是否配得上民主这样漂亮的衣服，以及国人是否愿意和敢于直面真实的历史。窃以为这样的作家、知识分子正是敢于直言诤言的中国的脊梁。应当说，张贤亮下面政史性的论述和其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样精彩。

　　请看原文：

　　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不然，上帝为何选择我来和整个民族一起经受那么多磨难？

　　 浏览了我的“博克”，看到很多对我的溢美之词，当然很高兴，也很惭愧，今天我只想和与我意见不尽相同的网友聊聊我的看法。一位名为“更生”的网友说，“老张,我知道您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但我对您的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我甚至怀疑,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变,所谓的体制改革所谓的高速发展所谓的法治建设人才辈出都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就象汉唐盛世的昙花一现一样,您对国民的态度显然与鲁迅孙中山的不同……”。我要申明，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可能我在个别场合评论个别人物时说过类似“捧场”的话，但将这种观点推而论之显然是有害的。中国人经常被迫让“一个和几个精英”作为其代表的时候太多，有的还跟着“代表”瞎起哄，结果证明“代表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国人缺住房、缺医疗、缺教育……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缺衣少食，生活用品极其匮乏，却从来不缺“代表”。而我确实认为“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我在1997年出版的20万字的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中，就曾专门针对《国民素质忧患录》写了一章“干部素质忧患录“。值得我们“忧患”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对中国前途起决定性作用的也非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当然，“忧患”的不是干部本身，而是选拔干部以及提升干部的那套机制。强调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不高”，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真正得以实现的观点，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深入人心。他老人家曾规定在实施“三民主义”之前必须有个“训政”时期。“訓政”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识，从民国时期一直贯穿至今。请问，老百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选出什么人来代表自己，必须由政府加以训练和指导，这叫什么民主政治？中国人长期遭受着被人操纵．被人利用的“民主”之害。还有，试问：由谁来测定国民素质的高低？由谁来评定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代表的时候了？今年8月，崔永元邀我和他一起在宁夏永宁县的一个农村现场主持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电视节目“园梦行动”，去之前，我还以为这个乡只有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到现场一看，那小小的偏僻的乡包括贫困的和不贫困的，居然有20多名应届大学生，且不说还有在读的大学生、已毕业的大学生、高初中毕业生、高初中在读生等等。这令我非常惊喜。50多年前我移民到宁夏的时候，一个村庄若有谁接到封信，就得跑几十里路到镇上求识字的人念给他（她）听。50年前那个时候“国民素质”不高，今天，教育普及到如此程度还不高，这些人自己还不能做主，难道要等到人人都是博士才能实施民主政治？前不久，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新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更加具有防禦性，更讲究人情，但缺乏适应生活变化的灵活性。而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人则更具有责任感、情绪性、务实性、领导性、和谐性、节俭性等行为傾向，传统上的阿Q精神、重人情、轻法理、刻板自制等特征却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这可是中科院专家研究的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凡是经历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年人也能亲身体会得到。中国人已经具有“责任感、情绪性、务实性、领导性、和谐性、节俭性等行为傾向”，如这还不够，我真不知道国民素质的高低究竟以什么来衡量了。当然，我们中国人真有些不争气的地方，記得韩少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期間，湖南某个农村偶然流落来一个掉队的日本伤兵，还没等日本伤兵一瘸一拐地进村，整个村子几百人包括青壮年都跑到山上藏了起来。而一篇记述上世纪80年代抓捕著名通缉犯“二王”的文章写的更可笑：说是当时发现“二王”躲在一个山上，公安武警动员了附近村镇近万人上山拉网搜查，可是刚听见武警的一声枪响，近万人立即掉头飞奔下山，一跑而光。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4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30多年的事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胆怯。但我以为这和国民素质无关或关系不大。举个例子说，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悲惨遭遇，数百万人像绵羊似的乖乖地被纳粹赶进集中营，赶进焚尸炉，整个二战期间犹太人没有出一个英雄，倒是拯救犹太人的人成了英雄，这也并不能说明犹太人素质低下，相反，谁也不能不承认犹太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良好的国民素质是民主的社会制度与良好的文化生态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历史证明，专制制度只能产生大量的貪官污吏和暴民刁民。“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这种观念，就好像说：我想给你一件漂亮衣服，但你必须先把自己洗干净，不然你就不配穿！不配穿就不给你！可是你能不能反过来做：你先给人一件漂亮衣服，他自然而然会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可以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你可以由你做主来“代表”我，你可以自己检查监督自己而不放心让我来检查监督你，但请你不要诋毁我的“素质”。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地方政务的条件和环境，怎能让人民群众展示及提高管理自己的能力？怎能达到“更生”先生所希望的“国民性根本改变”？请不要总是拿“国民素质低下”来说事，拜托！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有“民粹主义”的嫌疑。而我认为，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己选出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并不会造成社会无序，天下大乱。一般老百姓其实并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止中国人如此，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包括美国人也是这样。人们关注的仅仅是个人现实的、周围的、具体的、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事务。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公开号召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积极贯彻的吧，其实不然。“文革”刚一开始，“革命群众”却趁机提出利益诉求，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旗号纷纷成立各种实际上是争取自己利益的“战斗队”。工厂工人以“反对资产阶级管、卡、压”为名磨洋工；青年学生起来反对老师，争取不考试、不受管朿的自由；复员转业军人提出补发复员转业费；早期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在“闹革命”的名义下大批回城；扫大街的也成立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组织（美其名曰“‘横扫一切害人虫’战斗队”）；连早已被镇压下去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蠢蠢欲动，要求“翻案”或“平反”……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底层群众一下子都起来“造反”，实际上是十几年来在地方及机关单位内部干群之间积累下的矛盾和怨气的一次大发泄。地方和机关单位的头头一下子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个个被整的灰头土脸。表面上闹的是“国家大事”、“两条路线之争”，实际内容都是地方及机关单位内部或今天所说“社区”内部的事，更多的是人事纷争。这才是“文革”为什么一夜间就能在全国闹腾开、“文革”之火很快燃遍中华大地的真正原因，才是所谓“大民主”由以产生的动力。后来，政治压力与政治宣传的力度加大，经济利益的诉求明显绝望，“革命群众”逐渐发现“文革”原来并非要打倒本单位、本地方的头头，针对的仅仅是中央“刘邓一小撮”，才学会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本地、本单位站哪个“队”。经济诉求转化成权利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在权利面前，人与人之间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武斗开始，全国打得一塌糊塗。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大事”与老百姓毫不沾边，一般老百姓对打倒中央的某某人这种“国家大事”毫无兴趣，对高层“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壁上观，政治笑話风行，小道消息盛传，致使道德沦丧、信仰丧失的同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至今日，“造反”的时代不但早已过去，更成了犯法行为，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仍找不到代言人，于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上访”。“上访”成了“造反”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很多地方和单位才会派人围追堵截乃至扣押监禁上访者）。中国有千千万万人曾上访或正走在上访的路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因为“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一个精英和几个精英”更不代表人民，上下层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人民群众缺乏在体制内提出诉求并能解决问题的机制，因而这种体制外的方式竟也成了体制内的一根管道，还成了一根重要的管道。那么，请问，有哪一个上访者提的是“国家大事”？是为了“国家大事”不顾辛劳地去“上访”申诉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可见人民群众关心的是什么。所以，你让人民群众有真正能以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国家大事”怎么会乱得起来？相反，如果没有真正能代表人民群众、由人民群众自己投票所选出、完全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官员，地方群体性的骚乱说不定真正会干扰到“国家大事”呢。
    确实，有一篇文章是我必须承认有偏激情绪的，是一时气愤之作，那就是《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很多网友对此有意见不无道理。趁此机会请允许我略加说明：这篇文章发表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1995年，那时，中日关系正常，两国交好，所以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的国家都举行盛大庆典的节日之际，我们却淡然处之，民间反应也很平静。网友们可以查看一下当年的报章资料，看有多少文艺界社科界的人士就此纪念日发表过文章，讲过话。极少！我们对历史的梳理、认识、反思和纪念，不但受意识形态的制约，还严重地受着政治形势的左右。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好的时候，对过去的不愉快就淡化处理，关系僵持的时候，陈芝麻烂谷子、新仇旧恨都要拿出来算一算。我当年发表《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与其说是对日本人愤懑，还不如说是对我们自己的健忘和对历史的态度表示愤慨。果然，到“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2005年，由于两国的政治关系逆轉，我们对二战的宣传和纪念的动作就大多了，民间还出现了不应有的非理性行为。而这时，我却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字也没写。我不是一个“反经济全球一体化”主义者，决不会跑到“达沃斯论坛”门口去示威。相反，我认为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世界潮流，特别是我们已经进入WTO以后。在这个大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拒绝外国商品进口，也不可能自给自足地不购买不使用外国货。我那篇文章确实是虚张声势，其实我自己就没有“贯彻执行”，也行不通。这也教训了我写散文杂文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性。说到实事求是和科学性，趁此机会我就谈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我以为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犯同样的毛病，恐怕这也是泛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在我们指责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是也在不断篡改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吗？不过是别人改写历史叫“篡改”，我们改写历史叫“修訂”而已。好像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我们这位可爱的中国小姑娘真活受罪，因为我们的美容师太差劲了！直到今天中学的历史课本还没有搞定。我们竟然不知道从五千年中“选择”出一些什么东西向后代交代。我们似乎以为将历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是什么就是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是不行的，历史是必须由我们这一代来修饰的；学生如婴儿，我们喂什么他们吃什么，尤其是历史，那里面的肮东西太多，不卫生。所以说，《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引用贺雷西的那句詩对今天的中日关系还有现实意义：“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是一对活宝，鼠兄鼠弟。如果两国人民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倒是应该同病相怜，互相谅解，从而关系会好得多点。近年来，我们大力提倡科学的发展观，这个号召我百分之百同意。我们吃非理性的、反科学的发展观之苦吃够了！但建立科学的发展观，首先要体现在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上。因为“发展”并不仅仅是立足于今天向未来发展，只是今天到明天的一段。过去、今天、明天是统一的、有连续性而不可分割的；把过去、今天、明天统一起来有机地研究才符合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对历史，我们应该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是什么就是什么加以梳理，告之于众，至于今天怎样认识那里面的肮东西是另一回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曾经犯过错误，走过弯路；错误是哪些、弯路怎么样，造成了多大损害，明明白白地告诉人民大众，天塌不下来。总守着传统的“为长者违、为亲者违、为尊者违”的历史编写方法和宣传指导原则，对中国人经历的“浩劫”犹抱琵琶半遮面，结果是今天很多中国人以为当前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全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清理揭示过去的错误不但不会有损今天的辉煌成就，反而会使今天的成就更辉煌。日本人也应该这样，侵略了就是侵略了，有过慰安妇就有过慰安妇，你可以认为侵略得有道理，在战争中有慰安妇也正常，但你不能不承认有过那么回事。所以，我觉得今天中日两国共同成立了历史研究的机构是明智之举，值得我们期待。“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连点“民族主义”都没有，就没有希望。